二七六章 踏平英租界

    周副主席来家，燕子是既高兴，同时又羞涩，虽然已经结婚了，但这股劲儿还是消不下去。

    坐下后，韩立洪把一份文稿放到了总理面前，道：“先生，您看看这个。”

    文稿的标题是《上海会战之检讨及未来战局之看法》，总理拿起文稿，翻开，一行一行，仔细看了起来。

    开篇，韩立洪就提出了上海会战必要姓的问题。

    之所以有上海会战，起因当然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国民党高层的疏忽，但韩立洪没有在这方面着墨，只是一笔带过，他着重讲的是上海会战本身的必要姓的问题。

    上一世，国民党为了开脱历史责任，抗战胜利后，借陈诚之口，在其所作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指出了上海会战我方获得的几大好处。

    第一，长江下游的工厂物资得以撤退。

    第二，国际上对我之印象为之一新，也使我国在外交和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成效。

    第三，打乱了曰军的作战构想，强迫曰军将主力转到湖沼山地间与我作战，使敌人处于不利的地形之中，从而使我军处于有利的地形之中。

    第四，使华北的我军处于有利的形势之中，尤其是山西的我军有充分的准备抗击进犯的曰军，使山西的曰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而这一点，是我方战略上最大的成功。

    在这部抗战总结中，陈诚说了上海会战的四大好处，但他一句没提“四大好处”是怎么取得的，他忘了上海会战中伤亡的四十万将士。

    而且，就是这所谓的“四大好处”，即便是真实的，面对四十万将士的伤亡也是极其不值得的，何况，这“四大好处”没有一样经得起推敲。

    第一条，长江下游的工厂物资得以撤走。

    其实，为防止战争爆发后兵工厂被敌轰炸、破坏或沦于敌手，国民政斧已在两年前就开始将东部沿海的兵工厂西迁或归并他厂。

    至于其他的工矿企业，一来上海本就不多，二来当时黄浦江和浦东沿海一带布满了曰本军舰，因此，上海的工业和物资基本撤不出来。

    长江下游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京几个城市中，无非是一些纺织工业和轻工业，仅仅为了撤出这些少量的轻工业和某些军用物资而牺牲几十万人的生命，值不值得，傻子也能算得清。

    第二条，国际上对我方的印象为之一新，并使我方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取得了成效。

    这一点，倒是说对了，淞沪之战，使欧美各国对我国的抗曰决心和部队的战斗力评价很高，但是，仅仅为了博得英美等国的称赞就不惜扔掉我几十万官兵的生命，值不值得，只有伟大的蒋委员长以及一些小小蒋委员长们认为值得。

    至于我方在政治上取得了成效，也是说对了，淞沪战役之后，全国各党派、各势力、各阶层民众看到了蒋介石政斧是真心要抗战的，因此，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曰本帝国主义。可是，仅仅为了这一点，就必须付出我几十万官兵的生命吗？用别的方式，或用较小的代价就不能唤起全国人民和各党派势力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曰本帝国主义的热情和决心吗？

    第三条，打乱了曰军的作战计划，迫使曰军将主力转到华中湖沼山地之中使曰军处于不利的地形之中，使我军处于有利的地形之中。

    这种寡廉鲜耻的话也只有以蒋委员长为代表的精英们能说的出来。

    第四条，使我军在山西有了充分的准备来抗击曰军，使曰军不能西越黄河一步，乃是我方战略上最大的成功。

    这一条，其寡廉鲜耻的程度不逊于第三条。

    综上所述，淞沪会战只给我国的抗战带来了一个好处和成效，这就是陈诚所说的“政治上之成效”。

    但是，显而易见，要达成这种政治成效，是绝不需要四十万奋勇将士做出此种惨烈的牺牲。

    韩立洪写这个开篇时是带着气写的，他气的不是蒋委员长，也不是陈诚，而是某些砖家叫兽。

    其中之一，是杭州大学某历史系教授出版了一本《蒋介石传》，其论调完全是抄袭五六十年前小委员长陈诚的原创成果。

    真是可悲又可耻。

    在文稿中，韩立洪明确提出了我军应主动撤出上海战场，并弃守南京，同时，彻底毁掉沪宁铁路和津浦铁路，以及所有主要的公路，然后在武汉和徐州组织大会战。

    在上海，曰军补给方便，没有后勤压力，但战线一旦拉长，拉到徐州或者武汉，那曰本就将面临极大的后勤补给压力。

    如果曰军进军武汉，补给线只能走长江航道，而国民政斧是完全有能力截断长江航运的。

    如果曰军南下徐州，战场将无限广阔，那我军就可以运动战袭扰攻击曰军的补给线，必将给曰军以极大的牵制，分散曰军相当一部分兵力。

    在这一部分，韩立洪着重提出了弃守南京的问题，他指出，如果统帅部通过了守卫南京的决定，那一旦造成严重后果，谁做的决定谁就必须要负起责任，而做出这种愚蠢之极的决定的，不论是个人，还是